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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自己成为一座孤岛:媒体人如何与抑郁症共
admin著丨2020-02-19丨 阅读 230 次
在新闻行业,抑郁症有多普遍?

媒体人不是超人类的历史观察者,他们可能和自己故事中所讲述的受害者一样脆弱。

除了工作本身带来的生理伤害以外,媒体人的心理健康也同样受到多种因素的侵扰。长时间的工作、超负荷的压力、偶尔受到的威胁或恐吓、报道创伤事件带来的冲击、面对现实的无力感等,无一不在一点一点地侵蚀着这个群体。

国外对媒体人心理健康的关注大约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2002年,多伦多大学教授Anthony Feinstein发布的一篇对战地记者的研究显示,28.6%的人患有终生性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21.4%的人患有严重抑郁症。

到了2016年,另一项研究显示战场上的攻击和恐吓可能导致新闻人患上抑郁症,研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被访对象患有中度到重度的抑郁症,在接受抑郁治疗的记者中有60%的人表示他们这么做与他们从事记者这一职业有关。这一数字在其他研究中还有增加。即使没有上升到疾病程度,也有不计其数的媒体人长期在抑郁情绪之中苦苦挣扎。

新闻从业者PTSD的相关研究及患病比例

国内对新闻从业者心理健康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媒体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容小觑。

2017年,中国行业报协会、中国保健协会品牌战略分会联合瑞华心康医院,发布了我国首份《中国媒体人“双心”健康报告》。报告显示:在269名媒体人填写的807份心理量表(含抑郁量表、广泛焦虑量表、躯体化症状量表)中,有255份显示异常,占比超过30%,其中41到50岁之间的媒体人产生焦虑、抑郁情绪的比例最高,中年媒体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值得重视。

心理疾病的阴影不仅笼罩着普通的媒体人,就连这个行业中的佼佼者也难以幸免。

引发过关注的案例如:主持人崔永元曾因收视率问题患上重度抑郁,不仅离开了《实话实说》,其受抑郁影响,甚至多次险些自杀。一句“收视率乃万恶之源”,道出多少心酸事。

其它公开资料中,则记录了更为沉重的案例:《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新华社安徽分社总编辑宋斌、杭州《都市快报》副总编徐行、深圳报业发行物流公司湖北籍总经理张敬武、资深调查记者朝格图、《求是》杂志副总编朱铁志等人的自杀身亡背后,都有抑郁症的身影。

很多年以前,医学家们一度以为中国人不会得抑郁症,由于缺乏科普,即便是“抑郁”的人,最终也可能只是把自己内心的难受当作是神经衰弱或压力太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经的媒体人林一告诉全媒派,在她当记者的最后阶段,有过大半年的抑郁状态,这也是她提前结束记者职业生涯的原因之一。

“当我逐渐恢复活力,在朋友圈公开发出我渡过黑暗的经历时,不少同行主动找到我,和我诉说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状态。他们来自不同的媒体和内容平台。这让我思考,抑郁状态/抑郁症算不算是这个行当的职业病。”

后来林一和一位心理咨询师交流,后者更是对她说:“记者这一行,吃人。”这是在他接待了不少有情绪问题甚至抑郁状态的记者后观察得出的结论。

上述种种,足见心理健康问题的覆盖面之广,它几乎无孔不入,传媒圈更是一块危险的低洼重灾区。在一位媒体人的笔下,抑郁症这条“黑狗”会毫无征兆地扑向患者。很多时候,人们能做的只有妥协。

学会和抑郁共处的媒体人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2017年全球抑郁症患者数量已超过2.64亿。2019年,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发表研究文章,对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患病率数据进行了报告,报告显示抑郁症是我国最常见的心境障碍,其中加权终生患病率及加权12月患病率分别为3.4%和2.1%。

记者这个职业,是患抑郁症的原因吗?

实际上,抑郁症不仅仅是由心理因素引发的。现代医学证明,抑郁症通常也伴随有生理上的问题,即神经递质失去平衡,传导人类情感和意志的通道受阻,患者因此陷入长时间的低落或者木讷状态。

从事传媒行业,即意味着工作任务重、时间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工作与生活边界的模糊趋于常态化,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只有铁打的工作指标。

那么,媒体人的工作压力可以有多大?新京报视频报道部副主编林斐然曾经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向全媒派分享了他的一个故事:大约在2016年,他去江西九江做公务员考试舞弊案的题,当时确认了一家公考培训机构参与作弊,但是这个公司租住地是个空壳,一直找不到相关人,线索一度中断。大晚上在宾馆里根本睡不着,只能沿着街道走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天亮继续去采访。

“这些情绪在采访得不到突破的时候、同题落后的时候,甚至涉及一些纠葛的时候,困扰了我很久。”林斐然感慨道:“长时间的同题对抗、竞争,甚至与人性的博弈,以及新闻伦理的纠葛,本身就是这个职业最大的困扰。都市报的记者很多其实都需要心理疏导。”

更极端的情况是,新闻工作者与大多数人相比,更容易接触到例如致命事故、暴力、腐败等负面或者创伤性事件。而且,由于工作需要,新闻工作者往往还承担着深入挖掘、详细记录、客观评述的职责。

2019年,Journalism Studies上刊登了一项针对媒体人心理健康的研究,研究显示曾经报道过飓风Harvey的媒体人中,分别有90%和93%的媒体人有过直接由报道飓风引发的PTSD或者抑郁的症状,例如糟心的回忆、噩梦和失眠等。

无独有偶,另一项研究则表明战地记者中患有终生PTSD的比率与退伍老兵大体相同,患有抑郁症的比率则高于常人。国外的一些事实核查机构也发现,事实核查的工作要求核查员们一遍又一遍地暴露在假新闻中,工作人员的心理状况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除此之外,近年来,传媒行业整体环境的变化似乎也会加剧不少人原本就糟糕的心理状况。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出具的报告显示,过去十年新闻编辑室所提供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3%,报纸的数量也在大幅减少。转型的高潮裹挟着媒体人在高强度的工作之外,一边担心着被裁员,一边思考着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尽管每个患有抑郁症的媒体人都多多少少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与工作挂钩,但正如从业十三年的记者郑宇钧说的,据他对一些有抑郁症状的同仁的了解,职业有时并不是导致抑郁症的单一因素,更多时候,传媒这个行业反倒是一个让你在跟抑郁症周旋中有更多的底盘和抗争的筹码。

财经媒体记者李菡也表示:“首先我不会把我生病的原因怪在工作上,更不会归咎于行业。但是我觉得现在整个社会对抑郁症有一个不太好的引导,现在很多抑郁症在假装正常人,而很多正常人想要假装自己是抑郁症。”

抑郁如何像“黑狗”一般袭来?

“抑郁症最早的迹象,是连续两周的失眠,感觉有一个士兵把手在睡眠的大门口,当睡意来临,他就用长矛捅向心脏,把睡意掠走。”

与抑郁症苦苦抗争过的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曾这样描述深陷抑郁症的日子,失眠是常态,同时他形容大脑像是被灌了铅,没有动力做任何事。

在医学上,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精神疾患,其主要的临床特征为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或者思维、行动迟缓,除此之外患者还可能伴有负罪感,或自尊心不足,睡眠和食欲紊乱,身体疲倦,注意力不易集中等。

失落、彷徨与焦虑,在很多媒体人眼中,这三种情绪常见常新。无疑,相关症状会轮番折磨着他们的身心,严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另一位记者羽静的状况与张进有些类似,抑郁症于她而言更像是一块无时无刻不在背负的大石头。有时候,面对大量堆积的工作和编辑的夺命连环Call,她只想消失;开会前,她感觉自己像是被什么东西锁住了,唯有偷偷哭两声才能在选题会上正常发言。

林一在患病前做事利索,写稿顺畅,但在自我否定的情绪下,工作效率日渐低下,原本两天便可完成的稿子硬是会拖成两周。混沌与着急交织,她又将自己拽入“没用”的自我否定泥潭。

去年3月左右,李菡慢慢发觉自己处于抑郁的状态中,除了情绪的起伏体现地淋漓尽致外,在生理上,她也有明显感受:“会失眠,胃不消化,食欲不好,反过来又影响了精神状态。”而工作和生活上的一些突发情况,也总是容易让她感到崩溃。“我做媒体到底意义在哪。媒体接触的真相真的是真相吗?这些真相最后又能帮到多少人?”她坦言,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折磨人的。

与抑郁和平相处,终究会有解法

丘吉尔这样形容抑郁症:“心中的抑郁就像只黑狗(black dog),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如何与“黑狗”和平相处,成为了这些媒体人的必修课。

李菡求助于定期的心理咨询,每次咨询完她都会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告诉自己:“ok,这周可以安心过去了。”但是抑郁情绪的发作并不规律,一旦情绪失控,李菡便下楼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深呼吸,给情绪一个发泄的窗口。

遵循“报喜不报忧”的原则,羽静不想将这份痛苦转移到父母身上。有时半夜突然找不到倾诉对象,她会选择拨通心理干预热线,向电话的那头吐槽倾诉。除此之外,羽静也在调整状态,对于她而言,进入工作状态反倒能让她充满动力,可以高效完成任务。工作状态下的她也更愿意敞开心扉与他人打交道,她希望能够这种并不常有的良好工作状态能够持续

长期处于抑郁状态的林一,已经提前结束记者生涯,她认为:“求医也好,运动也好,都只是辅助的手段,最终需要的还是自渡。停下来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走入抑郁,解决自己内心在逃避的问题,不是坏事。如果实在状态不足以支持继续当记者了,你也可以按下暂停键或休止符,少一些包袱。”

关爱媒体人,不能只是说说而已

"Good journalism, a pillar of civil society, depends on healthy journalists. "

----Anthony Feinstein

揭开闪光灯之下的阴影、关心媒体人的身心健康的重要意义不止于对媒体人个体的人道主义关怀,更是对全社会信息正常流动的负责。

墨尔本大学一位研究者认为,对于心理创伤的重视程度,不同行业有不同情况。一些特定的职业,例如消防员、军人等在记录和处理人员精神创伤方面准备得更加充分。相对而言,媒体机构尚缺乏对员工心理健康的保护机制。

无论是相应的研究还是日常保障,目前大多针对于战地记者或者创伤报道的记者,鲜少覆盖全员;全球范围内,尚缺具体的行业规定对记者因公而造成的心理伤害进行维护和赔偿;基于新闻编辑室的关“心”仍属空白。

Natalee Seely及众多学者建议,患有抑郁症的媒体人的自我关心固然重要,但是对于新闻编辑室来说,为记者提供必要的训练和心理健康的资源仍需受到重视。此外,对于从事创伤性报道的记者来说,一份报道此类题材的方法论或许能够减少伤害带来的冲击。

当然,相较于过去,媒体人的“心”问题正在受到更多重视,无论是新闻媒体、行业协会抑或是个人都在这方面作出了尝试。

在国外,英国全国记者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试图在抑郁情绪的前端就给予一定的控制。联合会为新闻编辑室提供了工作中识别压力过大的指标,旨在萌芽阶段就将媒体人的心理问题扼杀。这些指标包括——由于生病导致的高缺勤率、高人员更替率、长工作时间、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负载以及强势的职场文化,若这些指标出现则新闻编辑室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

BBC、CNN、Reuters等新闻媒体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建立了帮助创伤报道中的媒体人的系统;印度新闻核查机构Boom为工作人员提供了保健指南;英国记者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针对记者心理健康、心理疾病的应对制定了实践手册。

Newscoverage和The Dart Center为在创伤性报道中的媒体人提供了在线帮扶资源。其中,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建立的The Dart Center为媒体人和传媒专业的学子提供有关创伤的相应知识、论坛以及报道暴力性、悲剧事件的先进方法论,从而呼吁大众和媒体机构对创伤报道中的媒体人以及受众给予一定的关心和同情。

在国内,行业机构对新闻工作者心理情况的关切主要表现为专题讲座、在特定事件中的援助等。但整体上,这方面还有待加强。

有媒体人建议,行业协会应该牵头做一些普惠的服务性方案。也有人表示,业界如果能构建一个关怀心理健康的共同体,可能很实用。“当知道自己不是孤岛,其他人也在经历或者经历过黑暗,是很熨帖的。”

关“心”的路上,媒体人自身对抗抑郁症的个体力量同样不容忽视。

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在《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中写下自己的对抗抑郁之路,成为业内人士缓解抑郁的指南。

林一则坦言,记者行当里有很多认真又纯粹的人,但他们中有些人状态太紧绷了。可能最需要的业务培训是如何松弛,在该休息时给自己真正的休息。“我们都有包袱,这个包袱是对自己的高要求,可为什么你就不能享受无用的放松,合理的欲望,甚至低级的趣味?崩久了,人也像橡皮筋,会崩坏。”的确,放下那些多余的沉重的东西,才是根本。

事实上,每行每业都有人在遭受心理疾病的困扰,如前所述,数据已然表明,“抑郁”几乎是人类非常常见的一种症状,只是它很难被外人感知而已。因此,当越来越多人开始关心处在抑郁情绪或症状中的人时,请注意,切忌将抑郁症异化为一张撕不掉的标签。也正如李菡所言:“我们不需要大家对媒体人有什么重大特殊关怀,我们要的只是一份小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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